第583节（2 / 3）

&esp;&esp;霍峻沉吟少许，说道：“夫建都之要，一形势险固、二漕运便利、三居中而应四方，必三者备，而后可以言建都。故武汉虽常遭水害，先帝忍其弊，以其为汉都。”

&esp;&esp;“长安占据形势而漕运艰难，雒阳得有四方之便而形势弱之。故秦据形势以抗关东，周失形势而亡天下。因而观之，雒阳、长安各有利弊，唯观本朝情形，思二都得失，方可知以何为都。”

&esp;&esp;在霍峻看来，选择都城之事，需要根据朝代自身情形出发，不能单观长安、雒阳利弊，便轻易下决论。毕竟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首都，唯有最适宜自己的国都。

&esp;&esp;继而，霍峻剖析南汉国情，说道：“今汉之天下，百姓凋敝，田亩荒废，官吏松弛，法度不申，钱币不通，税法不明，律法不一，外有胡虏，关陇胡众，内有冗官。”

&esp;&esp;“昔前汉以关中为都，虽饱受匈奴边乱，但却因祸患而兴。先平关东诸侯之乱，后逐匈奴至漠北，内御四海，外据胡众，可谓强盛矣！”

&esp;&esp;“今天下将安，但国有弊政，故以孤之见，不如临危为都，岁月忧思，不敢松懈。长安贫瘠而临羌胡，我汉不振则临危难。昔孟子曰，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盖如此言！”

&esp;&esp;南汉不同于两汉，南汉兴起于吴楚，加之为安抚士族，南汉有不小的冗官问题。且除冗官之外，南汉更要面临北方强盛的鲜卑，以及关陇中遍布的羌胡。

&esp;&esp;不仅于此，历代开国皇帝无不是威望显赫临天下。即便是篡位的王朝，其依旧是君主治事。而南汉的政治生态畸形，在全历史上独一份，其由大臣主政，皇帝威望甚弱。

&esp;&esp;在这种主弱臣强，内忧外患的开局下，大汉选择雒阳，非常容易因缺乏外部环境压力，进而将会产生政治上的恶性事件。

&esp;&esp;今不论是为了解决鲜卑，还是说解决关陇胡化问题。在出于居安思危的考虑，大汉需要将忧患转为动力，以保持君臣们齐心协力，朝着振兴汉室昌盛的目标前进。

&esp;&esp;在霍峻看来，西汉能连续有七代优秀的统治者，不能单从玄学的角度上出发，更应从西汉初期面临的内外环境下考虑。

&esp;&esp;如以吕雉为例，她虽大封吕姓族人，但她依旧是保持着刘邦时期的政策，对外与胡和亲，忍受书信屈辱；对内轻傜薄赋，推行货币改革。

&esp;&esp;唐朝能维持强盛的国力，虽有杂糅胡风的因素，与早期内外环境也有关。突厥盘踞草原，朔方诸州沦为胡乡；吐谷浑占据青海，威胁凉陇诸州。若有不慎，关中则为战场。

&esp;&esp;如以定都长安的汉唐为借鉴，两国纵有高层发生政治动乱，或许因内忧外祸的问题，并未引起严重的大军征伐事件。

&esp;&esp;封建社会时期，南汉政治生态畸形，唯有利用忧患意识，或许才能强大兴盛。如以雒阳为都，因为天下之中的地理环境，君臣反而安逸了，一旦发生恶性的政治事件，其结果难以预测。

&esp;&esp;如以西晋为例子，不看其定都雒阳。在是否灭东吴的问题上，许多大臣从是否可平的角度上出发。然名臣山涛认为西晋可灭东吴，但却不能灭东吴。

&esp;&esp;山涛之所以会有如此矛盾的想法，非他不忍见兵戈。而是山涛看出西晋王朝的问题，因是篡魏而建的王朝，故开国则有亡国之象。如大族横行、冗官严重、奢靡大行、治吏松弛等。

&esp;&esp;故山涛认为天下唯有圣人，或许才能解决内外忧患问题。否则外患消失了，或许就有内忧产生。今西晋政治环境恶劣，不如留着东吴为忧患，时刻提醒西晋君臣。灭了东吴，反而不是件好事。

&esp;&esp;国家需要危机意识，今选霍峻力荐长安为都，则就看重了长安当下的环境，这才能激发南汉君臣的治国向上之心。

&esp;&esp;当然了，其中选长安为都，也有保持士兵战斗力的原因。南汉以吴楚的基本盘，因距离遥远问题，之后选士兵不可能从南方去选。故而除了将精锐士卒迁到京畿之外，更要从周围州郡去选拔。

&esp;&esp;关中羌胡众多，继而影响关西民风剽悍，南汉可以恢复两汉旧制，选六郡良家子为卒，从而保障南汉日后的士兵战斗力。

&esp;&esp;听着霍峻阐述的选都大论，诸葛亮抚扇而叹，说道：“孟子之言不假，国无患则亡。都雒阳，得四方之利，放马归山，文盛而武衰。季汉欲大兴天下，唯居安而临危难，令君臣日夜忧思，不敢忘国。”

&esp;&esp;“善！”

&esp;&esp;霍峻抿了口茶，笑道：“雒阳虽好，但嵩、邙不及殽函、终南之阻，涧、瀍、伊、洛非有泾、